TF10的背景报告

整个背景报告分为四个部分：（1）发展的挑战；（2）发展的趋势；（3）科学技术创新；（4）全球行动的框架。

报告在第一部分首先指明了STI与MDGs联系的现今环境。报告开头指出，20世纪下半叶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 制度设计和社会文化因素促进了本国技术能力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除了采取一些诸如投资科学技术和促进教育等熟知的成功做法外，有的国家或地区还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如韩国采取了一些进口保护措施来增强本国的工业技术实力，印度的化学和制药工业实力壮大的部分原因是采取了专利策略。但是，现在全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过去的时期相比，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是：（1）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生产的网络；（2）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更容易得到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相当大的发展援助；（3）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变化；（4）新的革命性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发展正给社会的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压力和机会。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面临着其先行者没有的限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以往争论不休的“好的治理/坏的治理”（Good Governance/Poor Governance）中跳出来，放宽视野。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对于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要应对挑战，仅仅靠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是不够的，必须还要依靠创新。创新政策——包括科学技术议题以及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领域系统的学习的制度化（system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rning)——是经济发展或重建计划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要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科学技术的作用：（1）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其科学技术基础的巩固支撑作用是无可替代的；（2）科学技术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3）科学技术政策（如果很好地构建），能直接解决农业、社会服务、水和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中紧迫的需求；（4）科学技术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杠杆，有助于促进国家的国际合作和抓住新的市场机会。

接着，报告评论了主要的发展趋势，论述技术进步是经济生产力的源泉。首先明显的趋势是区域间存在着差异。在MDGs内，存在着一些紧迫的区域问题，如在许多非洲和南亚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十分流行。而在大多数热带地区，疟疾仍然是严重威胁着人的高死亡率的疾病，而这些地区又是十分贫穷、卫生设施十分差的地区。解决这样一些区域难题，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困难在于一些难题是缠绕在一起的（例如一些非洲国家艾滋病是和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机会联在一起的），生存与发展并举，多个目标并存——政策改革和制度创建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必须对内生能力有意识地进行投资，大力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以及相应的金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投资人的健康和健康的基础设施。针对多年来对技术转移的一些错误认识，报告指出，技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是一个知识体系，实际物质形态的技术和仪器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技术深深依赖于学习模式、对新技术的适应和教育系统。因此，技术转移不是无成本的，技术转移集中在高新尖端是错误的。而对于市场力量流行于全球的趋势，报告提醒人们，市场机制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有效的机制，但是市场有着内在的失效之处，例如对于公***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单靠市场机制不能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最简单有力的例子是疟疾疫苗市场的极端不发达，因为需求疫苗的大都是穷人，不可能很快吸引时刻瞄准着高额利润的公司来投资。解决发展国家的发展问题需要考虑非市场的制度安排和模式。

在第三部分——科学技术和创新中，报告阐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经济的转变是与包括技术进步和相应的制度创新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报告立足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经济史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工业化世界的兴起来源于各个层面的创新：制度、技术、贸易，组织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正是在创新的过程中，适合创新的制度得到加强。同样，在晚近的东亚成功的故事中，经济腾飞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发展，例如韩国的情况。近年来关于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为深入认识创新提供了一个框架。创新在国家或区域层面上表现为一个系统行为。含义之一是，不同行为者（政府、私人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明确定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难题是私人部门能力薄弱，而大学则负担太重，既要履行教育和知识获取的一般使命，又要为地方服务，甚至只是为政府或私人部门的服务功能做开路先锋，或从事应用研究；含义之二是，不同行为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成功的经验表明，创新过程的制度、技术和组织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同行为者以及不同组织之间存在着有效的互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变政府的行为和增强企业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政府应该作为学习的促进者：（1）科学技术政策不仅是在供给方面的政策，而且应该包含需求政策，因此，科技政策和工业政策等就有着交叉部分。创新过程的每一阶段必须包含各种供给和需求因素的结合。这样，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就成为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政策的核心，并创造市场和非市场机构之间清晰的联系；（2）政府在创造知识的流动上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促进国外技术的转移、扩散与国内研发之间知识流的整合。政府作为学习促进者的实质是，政府在它的所有政策中的作用必须是通过加强其他学习机构（学校、大学、政府研究组织、公司）的学习能力来提高学习。第二，企业是学习的中心场所，这是因为企业是技术进步（及相关联的技巧和态度）的源泉、用户和扩散者；（2）企业是正式R&D活动的驱动者；（3）企业的技术模仿不是直线的复制，也包含着“创新”；（4）企业发展带动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变化，特别是金融和法律。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是技术汇聚，重要的突破和进展常常出现在学科交叉和整体的研究途径上。因此，应该积极促进跨组织、跨边界的信息交流和流动，促进跨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基于以上分析，报告提出了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实现MDGs的全球行动框架，包括五个部分：（1）改善政策环境；（2）建造人的能力；（3）促进企业活动；（4）投资研究与发展；（5）向前看（looking ahead）。

改善政策环境是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实现MDGs的全球行动框架的首要措施。这是因为，政府在创造适合应用科学技术于发展的环境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政府的科技政策对于经济转变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来说，需要政策调整的一个关键领域是政府接受相关科学技术议题咨询的方式。科学技术咨询需要能通向并抵达决策者。首要的、必需的一步是提供为咨询服务的制度框架，并承诺支持这样的框架。最成功的科学咨询制度体系是高层领导人（总统或总理）的科学顾问办公室以及国家科学和工程院。报告指出，国家科学和工程院是最成功的科学咨询机制，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皇家学院，当今的中国科学院和马来西亚科学院等。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基。建造人的能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包括为了经济发展提高国家人力的整体素质。东亚成功的经验表明，普及基础教育是基本而有效的措施。相比之下，落后的拉美国家和南亚国家只有15%-30%入学率。取得高度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对教育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如突尼斯把30%的预算用在了教育上。虽然MDGs努力在于普及初级教育，但是在第二级（中学）和第三级（大学）教育水平上的科学教育对于创新社会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在高水平的教育上重视科学教育。

促进企业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这包括充分利用从税收规则和市场工具到消费政策的各种激励措施，尤其要注重对中小企业扶持和帮助。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已变得实用、多变的FDI中获取技术。促进企业活动还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工业扩展服务、政府购买和资本市场等相关方面的因素。报告指出，目前WTO的议程由贸易体系占据着，对于发展的考虑是零碎的。与国际规则接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而WTO尽管已有意向把贸易与发展问题结合考虑，但将会很困难。

投资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本国的科学技术能力。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普遍存在的难题是：（1）导向问题: 以国际前沿发展为导向，可以获得在国际出版物上发表论文的收获，但是，可能会与国内发展问题相脱节。但是，若是集中在本国的发展问题，又可能会有脱离国际主流科学期刊和学术界的风险；（2） (企业)需求不明确，:缺乏对价值增值和更复杂的技术活动的需求；（3) 研究所和实验室与企业隔绝。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一条重要的发展途径是促进产学研各种形式的结合。成功的例子有澳大利亚合作中心(CRCs) ，中国的Spin-off（联想,长城）。对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投资不足问题，报告提出应该积极开辟国际合作渠道。

最后，要向前看。一是要聚焦，通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Foresight方法确定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二要放宽视野，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吸取公众参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