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的产生与徽州社会的关系

徽州脱胎于周舍,建立于隋文帝九年(589)。从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称徽州,只是元末改称兴安府(1357-1367),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790年,徽州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了780年。明清时期,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霸五百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时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依然是社会各界研究的重要话题,而徽商的成功是因为徽州,还是徽州的名气是因为徽商,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向来以黄山、百越、横江、涟水等秀美山川著称。然而,惠州的山水虽好,但“七山一水一田一路一庄园”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

“前世无修,生在惠州。十三四岁,扔出去。”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年代,但几代徽州人都耳熟能详。在漫长的岁月里,生在惠州,不仅仅意味着享受“清风明月”,更蕴含着诸多生存发展的压力。谁能说说这里的艰辛?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儿女在村口告别亲情,背上行囊,翻山越岭,奔向外地,奔向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几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老矣。依然在他们心中激荡的,是这首生命的悲歌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行,轮回后生在惠州;多少辛酸与泪水,悲欢离合,荣辱也轮番上演。"

徽州人一波接一波,正是凭借“徽州骆驼”和“绩溪牛”的百折不挠精神,造就了称霸中国百年的“徽商”。于是乎,在明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就是看这个镇上有多少徽州人在经商——所谓“无镇无徽”。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为例。它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居住在徽州的徽商。就连清末民国时期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也在他的《五石脂》中说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州人最早在扬州,他们的时代应该是明朝中叶,所以扬州兴盛,徽商开拓,建立了徽商的殖民地。

徽商不仅商场成功,而且非常重视家庭子女的文化教育。另外,徽州人信奉艰苦奋斗的哲学。在这种形势下,惠州出现大量人才是必然的。在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中,徽州人创造了很多奇迹:“三堂连写,十里写,四翰林写”。对于当时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休宁县来说,从南宋到清朝涌现出19位状元,远超曾经赫赫有名的苏州,位居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第一状元县!

当然,成为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但却提供了证明当时徽州文化教育事业成功的标尺。考虑到当时的徽州人口不超过百万(即使是今天,徽州的总人口也没有超过两百万),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长串闪耀着明星光芒的徽州人的名字,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徽州孩子的高成功率确实无愧于“东南邹鲁”的美誉。

一个经济实力雄厚、文化素养较高的商人群体的出现,从另一个层面让徽州文化熠熠生辉。徽商对故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成功后,他花巨资在家乡建起了富丽堂皇的豪宅,害怕雕梁画栋的装饰。此外,徽商还注重本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遗余力地修建桥梁和道路,招募名师兴办义务学校。讲究风水中“天人合一”的徽州人,在社会层面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和谐之美”。

中国有很多像徽州这样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山区,但为什么唯独徽州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文明?这有两个原因,或者可以说惠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由两个轮子带动的:一个是商业,一个是文化教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两个推动惠州社会发展的动力,用现在的话语产业来解读,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和基础教育。惠州的经验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徽商的成功促进了徽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徽州名扬中国乃至世界。同时,徽州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徽州社会的进步也为徽商的成长创造了特殊的社会环境。徽商和徽州社会正是在这种互补关系中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