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的虚构概念

“科学主义”一词经常被反科学家用作贬义词。批评家用它作为攻击和指责反对者的棍子,认为只有科学的观点才是唯一有意义的。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显然不是科学的观点,所以要么站不住脚,要么毫无意义。

在美国攻击科学主义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他把进化论称为科学主义,把进化论者称为科学主义,比如已故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他被神创论者称为“科学主义的先知”。另一类人是伪科学者,鼓吹超常现象。当别人向他要科学证据时,他把“反对科学主义”作为一个回避词。

至于国内一些人常说的人唯科学主义,可能还是属于第三种情况,即对科学知之甚少甚至极度无知,恐惧产生于无知。所以每当有人科普科学,就会被扣上科学主义的帽子。

“他们指责毫无疑问地相信科学,夸大科学的作用,这将带来巨大的危害,容易导致‘伪科学’的泛滥。”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指责,就像社会上出现了假冒产品,而不是假冒,指责正宗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假冒,这是很荒谬的。科学英语(scientism)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主张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于科学方法,人文学科应该是“主观的”,而不是科学的“客观的”,并批评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想法是科学主义。

学术界认为“科学主义”其实并不存在于科学界,而是一顶用谎言编织的帽子。正如C.P .斯诺勋爵在1959中指出的那样,想要发展科学文化的人和声称存在“两个真理”的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争论。根据后者,在认知过程中伴随着科学知识,有一个神秘的和精神的领域和/或审美的和主观的方面的经验。这两种文化从未和平相处过。近几十年来,危及科学在社会中地位的公开攻击愈演愈烈。

在哲学中,反对意见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领域。第一,从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的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所谓的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习俗而言的,范式转换是由理性之外的原因引起的。所以,认为有一种客观的方法来检验科学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显然言过其实。的确,科学的作用是相对于它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条件而言的,我们不能对科学做出绝对的陈述。还有检验观点的可靠标准和一些客观性标准,这些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之外的。如何解释我们拥有的海量科学知识?科学中的具体观点不能说等同于诗意的隐喻或宗教信仰,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它们还得经过实验结果的检验。

第二种攻击来自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尤其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福柯、拉康和利奥塔。他们提出科学只是众多系统中的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真正的客观标准。海德格尔抱怨科学技术正在非人化人。福柯指出,科学往往被权威、官僚和国家所主导,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这些批评中有一些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都被夸大了。如果客观性的选择是主观的,如果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真理陈述,那么这些后现代主义观点就不能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坚持,力学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一颗围绕太阳运行的行星;心血管疾病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预防措施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危害;DNA结构不是社会的产物,胰岛素也不是文化的产物。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可能有理由反对16和17世纪产生的科学理性主义或基础主义的解释。因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成长和修正表明,科学内部的“探索确定性”或“终极第一原理”是错误的。然而,他们走得太远,抛弃了整个现代科学事业。认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科学方法因其成功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觉得它的前提比较正确。这种现代科学观发展到今天有什么特点?

首先,科学预设了客观方法的存在,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检验可靠的知识。

第二,这意味着假设和理论是可以成立的,而这些假设和理论是可以通过相关证据、合理一致的标准及其实验结果来成立的。

第三,现代科学家发现,数学量化是建立理论的有力工具。

第四,他们认为在我们与可发现的自然的互动中存在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

第五,虽然知识不一定是普遍的,但它是普遍的,因为知识超越了纯粹的主观性或文化相对性,并植根于探索者的主观性和文化之间的同一性。

第六,从科学的进化和可证明性可以看出,很难做到一个绝对的或者终极的说法。科学是尝试性的,也是可能的,科学探索必须允许不同的解释去抗衡。因此,以前的理论可以被挑战和修正,选择性和建设性的怀疑是科学观中的基本要素。

第七是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科学研究中发现的现象的可能原因的知识可以得到应用,可以做出强有力的技术发明,这对人类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在扩大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科学方法现在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尤其是神秘学、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的急剧增长。特别是通过大众媒体在这些领域宣扬非理性和感官主义。

都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与天文学并驾齐驱,有占星术的回归;伴随心理学的,是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的成长。超自然现象泛滥,科幻小说无边无际。这是太空旅行的时代,包括UFO被外星人劫持,超自然世界观的出现,这是违背科学世界观的。伪科学在大众思维中提供了其他与真科学相悖的解释,而不是经过检验的因果解释。超自然信仰的急剧增加表明,极端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更广泛的态度和信仰的组成部分。(《反科学思潮的成长》,保罗·库尔茨(纽约州立大学哲学名誉教授、CSICOP主席),潘涛译自《科学》1995,第2期)。

以上引语介绍了国际反科学思潮的走向,这必然会在中国有所反映。近年来,大量反科学的言论充斥着我们的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体,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然而,对这些谬论的批判文章往往被媒体拒绝,使得正确的东西只存在于互联网等边缘领域。“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的反科学宣传已经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人文”是一把比科学危险得多的双刃剑。

这些反科学言论主要是一些“人文主义者”,包括哲学家、伦理学家,以及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人组成一个小圈子,利用他们控制的报纸发表反科学文章,宣扬国外的反科学洋垃圾。这些人打着“学习”的旗号,在学术上非常薄弱。当他们的言论受到质疑和批评时,他们从来都无法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只能宣布“三不”政策,继续重复他们的谎言,以为只要抢了话筒,重复一千遍谎言就能成为“真理”。

反科学在西方已经蔚然成风,宗教势力强大,神学家和哲学家反科学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方便公开站出来宣传反科学。要发表反科学的言论,我们需要害羞和隐秘。“反对科学主义”成了反科学的隐形帽子,知识分子认为戴上这顶帽子可以隐藏自己反科学的面目,掩盖闹市。

反科学的“文化人”没有任何学术成就,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他们只能用贴标签、打棍子等非学术的方法来对付批评者。所谓“科学主义”,就是反科学势力用来对付批判者的一顶大帽子。遇到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很方便,没有任何符合学术规范的论调,只是给他们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可惜这样一来,“文化人”标榜的“学术”就少了。毕竟学术不是这样执业的。科学精神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逻辑性,二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只要是反科学的,就一定是反对科学精神的,否则就会被纳入科学体系。所以反科学只有两只手,要么逻辑混乱,要么撒谎造谣。逻辑混乱的缺点是太容易被识破或者被反驳,所以编造谎言更常用于反科学家。各种关于“科学主义”的说法,一般都是谎言的集合。科学与神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是非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哲学也有排斥形而上学的流派,难以彻底)。)。

科学不讲教条,只解决问题。

所谓“科学主义”,如果存在的话,也只是哲学史(而非科学史)上的一个流派,只是某些哲学家对科学的看法,与科学本身或科学家无关。

如果真的有人要反对“科学主义”,就应该在哲学家中寻找科学家,而不是针对科技界。说科学主义是科技人员乃至热爱科学的大众的“默认配置”,把广大科技人员视为“敌占区”,向大众传播妖魔化的科学言论,当然不反对科学主义,但这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

“文化人”不仅在给大多数人贴上“科学主义”的标签时撒了谎,在描述“科学主义”的内涵时也编造了大量的谎言。我们选几个例子来分析一下。“文化人”的谎言之一就是“科学主义”鼓吹“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无论是崇尚“科学主义”的哲学家,还是科技工作者,都没有人认为“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科学讲究实事求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告诉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科学也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可能的。比如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不可能发明出永动机。“摆事实讲道理”的科学原理当然有可能应用于科学领域之外。在非科学领域应用各种科学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暂时不成功的例子,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值得的。

“全能”是一个宗教概念,通常用来形容“上帝”。“全能神”也会遇到逻辑上的不可能,神学家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上帝能做出一块自己都举不起的大石头吗?”反科学的人用自己神学的眼光看世界,也用神学的眼光看科学,于是凭空想象“科学也会变成宗教”、“科学也是迷信”,根据“上帝的万能”推导出“科学的万能”。不幸的是,这种想法是神学大脑的专长,与科学或唯科学主义无关。

神学家宣称上帝是万能的,而科学家不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看来神学比科学能干多了。但需要注意的是,神学的“能量”并不等同于科学的“能量”。比如病人得了绝症,医生只能按照科学宣布他死亡,神父却可以按照神学说上帝召他上天堂。神学只需要提出一个教义上的解释就能解决问题,而科学对“解”的要求要高得多,没有预测能力的“解释”在科学中根本不算数。关于“科学主义”的另一个谎言是,“科学主义”主张技术上能实现的都要实现。

这是一句滚烫的废话,其荒谬大家都知道。

比如一刀捅死人,技术上是可以的,但应该实现不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头脑正常的人持有如此荒谬的观点,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把一个明显荒谬的命题强加给辩论的对手,这是反科学的人惯用的论证方法。所谓的“科学主义”也是这样做出来的稻草人。

现实生活中,很多“技术上可以实现”的事情并没有实现,很多申请的专利也没有实施。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是否经济。例如,铱星项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几十颗卫星被放了进去。最终由于价格高,用户太少,经济不得不入不敷出。

还有一些基于“伦理”的技术障碍。例如,避孕是被禁止的,因为天主教教义认为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种“伦理”不具有普遍性,对天主教徒以外的人没有约束力。是“教义伦理”。禁止克隆人的喧嚣也是基于这种教义伦理,我们没有理由只跟随教皇的脚步去遵循教义和伦理。我们只能根据功利主义的伦理来避免造成实际伤害的技术应用。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所有的收益都伴随着风险。我们只能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例如,汽车会导致交通事故,使用电器会导致触电和火灾。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我们已经充分重视,制定了严格的交通规则和用电安全规定。我们不能禁止汽车和电器的使用,也不应该禁止相关的科学研究。

反科学文化人士所说的“科技负面影响”,并不是这些现实的“负面影响”,而是虚无缥缈的“负面影响”。这些虚幻的“负面效应”有些来自妄想。比如这些人经常用一些好莱坞反科学的科幻大片作为论据,预言科学的发展会毁灭人类。还有的来自宗教偏见,认为科学会使人“贪得无厌,唯物主义”,从而导致道德败坏。他们仍然对日心说击败地心说和进化论战胜神创论耿耿于怀。

事实上,如果一种道德观念能够被科学的发展所摧毁,恰恰证明了这种道德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还有的来自歪曲事实。比如,对于科技发展导致的核武器和高精尖武器,他们只是夸大了核恐怖,却没有看到核武器有效遏制战争的现实:如果以1945年核武器诞生日期为分界点,将20世纪分为两半,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核武器的前一半战争死亡人数远高于有核武器的后一半;对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以发现精确轰炸下的战争总伤亡人数比地毯式轰炸下要少得多。文化人要反对“科学主义”,用什么代替?说是“人文精神”,可惜这个“人文精神”云山雾罩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

科学本来就是人类的活动,是人文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在科学之外寻找“人文精神”,必然导致反科学。

再看那些打着“人性”旗号的反科学话语,它们所宣扬的不是“人性”,而是“神性精神”,很可能是某些神学家拯救的“后现代”垃圾,或者是女权主义、极端环保主义、SSK等一些意识形态。

科学的一大特点是脱离形而上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终极解释,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命令。

当科学提出的观点与某种教义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引起相应势力的抵制。一方面,虽然这些反叛有时会以镇压的形式出现(如宗教势力对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的迫害,斯大林主义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清洗),但最终也阻挡不了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这些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会给科学事业带来损失,也会损害全人类的利益。目前,国际宗教势力与其他反科学势力一起,主要在生命科学领域对科学展开全方位攻击,国内反科学势力遥相呼应。但又不方便直接展示他们的神与文学精神的本来面目,把神与文学的精神伪装成人文精神,有时还会重演宗教或意识形态打着“伦理”的旗号干预科学的闹剧,正在对科学事业造成损害。我们不应对此掉以轻心。